《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发表道德发展智库首席专家樊和平教授《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基于改革开放40年持续调查的数据》一文，现将文章主要观点转摘如下，全文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24-44页。
“四十而不惑”。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进入了怎样的一个“不惑”之境呢？为了揭示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规律，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特此进行了持续十年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大调查，分别进行了三轮全国调查（2007、2013、2017）、四轮江苏调查（2007、2013、2016、2017），建立了长达千万言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在调查开展的十年以来，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经过了三期发展，呈现“二元聚集——二元分化——走向共识”的精神轨迹。
2007 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发展迎来一个转换点和机遇期，其特点是逐渐由多元向二元聚集，在关于伦理道德状况的满意度、义与利、道德与幸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事实判断和价值认知中，两种相反的结论势均力敌，呈现“50%”状态，形成精神世界的“二元体质”，说明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已经走到“十字路口”，进入重大转折的关键期。2013 年的调查显示，伦理道德的精神状况已经越过“50%”的拐点或十字路口，由二元聚集向多元分化转变，或是继续二元聚集，或是由二元聚集向两种相反方向分化集结，呈现“多”向“一”、“变”向“不变”积累积聚的征兆。2016 年的江苏调查、2017 年的全国调查和江苏调查显示，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共识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逐渐凝聚，一些重大共识已经开始生成或已经生成，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新的集体理性正在唤醒和回归。
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40 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大众在激荡和震荡中所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传统认同——文化守望——信念信心，展现中国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的自觉自信的文化共识，复原出一种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取向。
对于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40 年改革开放，伦理道德是受激荡最巨大和最深刻的领域之一，近 10 年来中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识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激烈批判悄悄走向认同回归，并逐渐凝聚为社会大众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传统认同与回归所释放的第一信号，是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主导结构的认知和判断。“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主流是什么？”10 年三次全国调查呈现的轨迹十分清晰，其核心发现是：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道德是呈相反走向的变化最大的两极因子，传统道德的含量及其认同度大幅上升，市场经济道德的影响力和认同度大幅下降，二者呈此长彼消的互动态势；意识形态提倡的道德和西方道德则是变化之中相对比较稳定的结构。无疑，这些数据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不仅是客观现实，而且也是价值认同，准确地说，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判断中渗透了价值期盼，其中“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显然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您认为对现代中国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什么？”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市场经济三大影响因子中，10 年的变化轨迹：“传统文化崩坏”的归因不断上升，从2007 影响最小12.0%至2017 年成绝对第一归因达 41.2%；“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的归因不断下降，从2007 年绝对第一因素41.2%到2017 年下降为最小影响因子 11.3%；“外来文化冲击”相对稳定；这表明，对伦理道德传统认同和回归的呼唤，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最为强烈和深刻的文化共识。
对于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最大特点是伦理道德对于个人安身立命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意义，伦理道德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某种文化替代的价值，由此伦理道德的文化地位便成为关于伦理型文化认同的重大共识。中国社会大众有自己的文化坚守，而且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越来越大的文化共识。“如果发生重大利益冲突，你会首先选择哪种途径解决？”10年三次全国调查结果发现，伦理道德一如继往是首选。2007 年：直接找对方沟通”占49.3%，“通过第三方调解”占29.6%，诉诸法律打官司占18.1%，“沟通”和“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首选。2013 年与 2017 年问卷调整后，将利益冲突的对象区分为四种关系，并且增加了“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的选项。结果发现，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之间，“沟通”和“调解”的伦理路径仍是绝对选项，“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其次，“诉诸法律”占比不到 3%；在商业伙伴之间，伦理路径依然是首选，而法律手段的权重大幅增加，成为第二选项。
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信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大众相当长时期处于关于伦理道德的忧患和焦虑之中，有“滑坡论”与“爬坡论”之争，“代价论”与“无用论”之争。但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现状满意度较高并且持续上升，对伦理道德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但对伦理道德本身却保持紧张和警惕的文化心态，呈现伦理型文化的典型气质。“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满意程度？”10年三次调查，满意或基本满意都在 75%左右，不满意度都在 25%左右，但“非常满意”和“比较不满意”都有明显提高。“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是否一致？”10 年之中，道德与幸福关系的一致度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不一致程度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认为二者没有关系的信念和信心缺场选择频数下降了一半。这说明，中国社会在善恶因果律的道德规律实现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的善恶因果的道德信念方面，不仅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形成高度共识。正因为如此，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未来发展的信心指数很高。在 2017 年新增加的“你觉得今后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变成怎样”的调查中，71.2%认为“将越来越好”，10.7%认为“不变”，只有 5.6%觉得会“越来越差”，信心指数或乐观指数超过70%。
伦理—道德转型的文化共识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大众在伦理道德领域形成的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文化共识，就是“新五伦”和“新五常”。“新五伦”与“新五常”既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核心共识，也是关于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是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表达，内蕴深刻的精神哲学意义。
表1：“新五伦”
“新五伦”。根据表1，家庭，社会，国家，分别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三种伦理关系，家庭依然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乃至中国人精神世界坚韧的文化长城。家庭和家庭伦理是 40 年改革开放的重要着力点和转换点。1949 年至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国所实行的公有制尤其是后来一大二公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对传统家庭所有制和传统家庭伦理的涤荡，改革开放的切入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当程度上它是在生产方式和财富合法性上对家庭的伦理回归和伦理承认，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是从制度和体制层面对家庭的伦理地位的确认，由此家庭在价值、事实和制度三个层面都获得了伦理合法性，这也是“新五伦”中家庭成为绝对共识的客观基础。同时，中国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精髓，不同于家国相分、相互对立的西方文明，使得家与国之间能够相互过渡。然而，我们依旧不能忽视家庭与国家之间在历史、理论和现实层面仍存在着伦理张力。改革开放的头 30 年，纠正了原先对于家庭的过度伦理否定，回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施行市场经济体制，让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相当意义是家庭与国家之间在伦理上的相互承认。然而，伦理矛盾甚至伦理冲突并没有完全消除，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一方面，腐败现象开始滋生蔓延。腐败是权力与财富的私通，是家庭的伦理放任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潜在国家在伦理退隐的可能。4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如何处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前沿性课题。
“新五常”。“五常”是传统社会中关于道德的核心价值。40 年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大众认同的五种德性或德目即“新五常”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表2所示，五次调查信息，传递一个强烈信息：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关于最重要的德性或德目即所谓“新五常”的价值共识正在生成或已经形成。“爱”（包括仁爱、友爱、博爱）是第一德性；“诚信”是第二德性，“责任”是第三德性，“公正”或正义是第四德性，“宽容、孝敬”可以并列为第五德性，但考虑到问卷设计的差异，除 2007年的问卷中没有“孝敬”一德的选项外，其余几次调查都有该选项，结合诸德性之间的重叠交叉，第五德性可能以“宽容”更为合宜。由此，“新五常”便可以表述为：爱、诚信、责任、公正、宽容。“新五常”所提出的前沿课题和现实难题是其潜在的问题指向，即指向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然而，道德和道德规范不是药物，而是人的行为的价值指引，是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指向问题的道德规范只能使个体和社会变得“不那么坏”，美好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建构，期待基于深邃人文精神、体现对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自觉的价值共识。“新五常”的价值共识还期待一场新的文化觉悟，也期待一次自觉的理论建构。
表2：“新五常”
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新五伦”—“新五常”既演绎伦理—道德转型的文化轨迹，也演绎伦理—道德一体的哲学共识，是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基本文化共识。“新五伦”与“新五常”呈现改革开放进程中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特殊轨迹。“新五伦”中所变化的实际上只是在传统五伦中被人格化的两种关系，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它们被普遍化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 2007 年的调查中朋友关系是第四伦，然而在日后的调查中，当出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等整体性表述的选项时，“朋友”、“同事同学”等才被个人与社会关系所涵盖和替代。显然，“新五伦”中，至少 60%并且作为“关键大多数”的 60%即位于前三位的伦理关系属于传统，后两伦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切之中。与之对应，“新五常”中，只有“爱”、“诚信”勉强可以说属于传统，其他三德即公正、责任、宽容，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蜕变率达到 60%，这说明“新五常”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不仅在具体内容而且在结构元素方面已经越过拐点。由此可见，以“新五伦”与“新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是“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即一种“同行异情”的转型轨迹。“伦理上守望传统”，其主流趋向是“变”中求“不变”，是对家庭的伦理守望；“道德上走向现代”，其主流趋向是“变”，是在问题意识驱动下走向现代。两种趋向展现伦理与道德现代转型的不同轨迹，从中我们可以品读出内在传统与客观现代之间的深刻文化纠结。
